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1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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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4月，在一个谕旨中说：“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啸亭杂录》说：“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雍正帝）朋党论戒之。”乾隆帝亲自处理朝政，大权独揽，又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　　鄂尔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坛，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会试，门下满、汉臣僚甚众。受命辅政，位至尊显。子鄂容安也在1736年授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后转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檀乾隆元年进士，是鄂尔泰主考的门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乾隆帝说他“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情罪甚属重大”。审理此案的王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帝特予宽容，“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职，仲永檀死于狱中。1745年正月，鄂尔泰因病请解任，四月病死。　　鄂尔泰获罪后，张廷玉主持军机处，权势益重。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时曾以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会典总裁，晋为大学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辅政为总理事务大臣。元年，复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二年，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汉人文臣爵至侯伯，为前此所未有。张廷玉以进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连膺重任，并一再充会试考官，成为汉人文臣和文坛的领袖。　　早在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即上奏说：“外间舆论，动曰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1746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张若澄入直南书房，以便扶掖入朝。1748年，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1749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悦，乃许致仕。次日，张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谢。乾隆帝大怒，命发旨诘责。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又怀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职，削去张廷玉伯爵，命以大学士衔休致留京。1750年，张廷玉疏请南还，乾隆帝更怒，严加斥责。张廷玉疏请治罪。1755年4月病死，仍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乾隆朝，执政十余年。作为汉人文臣的领袖和代表，权位至于极盛。乾隆帝倚用汉人文臣而又时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满汉均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视。乾隆帝即位后约二十年间，满汉大臣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朋党纷争。　　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1747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1755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苦均之。”乾隆帝此谕，向诸臣发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惩治查嗣庭案一类的事件。果然，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狱兴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1736年考取进士，鄂尔泰为会试正考官，因而自称鄂尔泰门人。得到鄂尔泰的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为陕西学政、广西学政。后解任归江西。


第七部分：传国玉玺之谜最后一位盛世明君乾隆皇帝（4）

　　胡中藻平居吟诗，与鄂昌相唱和。汇集所作诗稿题为《坚磨生诗钞》，礼部侍郎张泰开曾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怀疑鄂昌与胡中藻等结党怨望。1755年2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3月2日，乾隆帝又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13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詈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　　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乾隆帝亲自铸成此案，旨在打击权势显赫的鄂尔泰家族，消除大臣间的朋党积习，用意是明显的。但以胡中藻狱为引线，任意指斥诗句为诽谤，则又继承了前朝以语言文字之过处置大臣的恶例。　　雍正帝在位时因力矫康熙末年的积弊，施政不免严猛。乾隆即位的次年即1736年（乾隆元年）就在诏谕中说：“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乾隆帝这段话表明：他力图矫正前朝施政或宽或严的弊端，以“宽严相济”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他依据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对前朝已经处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处理。当年雍正帝严惩宗室兄弟，翦除政敌允禩、允禟一党，令其削籍离宗，赐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继死于狱中。宗室多人也被株连。乾隆帝即位后，于1735年九月，诏宗人府依圣祖康熙帝处置宗室例，将宗室、觉罗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孙除去玉牒，不准载入者逐一查明，分赐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禵宽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谱牒。又命廷臣重议允禩、允禟子孙事。十一月，又依照康熙处置莽古尔泰等例，将允禩、允禟的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认他们的宗籍，仍为皇族。乾隆帝此举，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显的。　　雍正帝处置年羹尧案，涉及依附他的汉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属子孙均被流放。1736年3月，下诏赦免了汪景祺的子孙、兄弟族人。查嗣庭受牵连的后代子孙，也得以从宽发落。　　乾隆帝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家族亲属的同时，又严厉处置了曾静、张熙。曾静及弟子张熙，因雍正时传播吕留良反满思想，劝说岳钟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讲，自陈悔悟。乾隆帝即位后，随即加重处置，说：“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1735年12月，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乾隆帝初即位，即处置曾、张，旨在镇压汉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显的。　　另一方面，他还加强了对汉人文士的选拔任用。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人文臣已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后，在处置曾、张以镇压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　　康熙时曾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1735年8月乾隆刚即位，就于11月下诏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馆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因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　　次年二月，各省所举文士即有一百余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试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阅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亲自召见，授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为翰林院检讨，未经中举的杨度汪、沈廷芳、齐召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737年（乾隆二年）7月，张廷玉等又考取续到的博学鸿词之士一等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二等朱荃、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博学鸿词科是皇帝特设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