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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1856-第1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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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快撤！”僧格林沁再无半点僧王昔日的从容，他意识到，慈禧说得对，时代变了，铁骑踏平江南，那是二百年前的事了，现在，只能是做梦！他大叫一声撤退，自己抢先拨马掉头就逃。蒙古骑兵的军心士气早已跌落至谷低，人人巴不得长了翅膀，立刻飞离这恐怖之地，如今主帅已自先逃，这些人哪还管许多，均是掉头争先恐后的夺路而逃。
“忠王，清狗逃了，咱们要不要追击？”一旁的赖文光对李秀成的敬佩之心，又上了一个新高度。
”全力追杀！一个不留！“李秀成下了命令。
于是，大清国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僧格林沁所部一万多铁骑全部被歼灭。僧格林沁本人被乱枪打死，头颅被割掉，挂在城墙之上三天三夜。
僧格林沁的覆灭对于清廷的打击，就像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和春等部全军覆没一样沉重。一直以来，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都被清廷视作抗衡湘淮军、阻止湘淮军势力北进的重要力量。然而现在，这支力量灰飞烟灭了，清廷怎能不忧虑！
而且，李秀成灭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后，声威大振，挥师继续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大有攻到北京之势。
自僧格林沁覆灭后，清廷非常担心捻军会乘胜攻打直隶，甚至兵临北京城下。这时候的清廷，非常需要一位德高望重而且久经战阵的重臣出任剿捻总指挥，指挥这些部队将捻军镇压下去。
慈禧无奈，只得和曾家妥协，他和恭亲王商议后，决定封曾国藩为吴王，不必再裁撤湘军和淮军，北上剿捻。
曾纪泽这时已经按照此前的计划，控制了湖南和湖北，他此时趁机跟清廷谈条件。
曾国藩在曾纪泽的建议下，仍然以各种借口推迟行程。他向清廷提出，必须先训练出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才能与捻军的骑兵对抗，同时还必须兴办一支黄河水师，这些都需要至少半年时间。
清廷被迫无奈，只得求和。朝廷派了崇厚来求和，他投降的功底非同一般，不久就答应了曾纪泽的全部裂土封王的条件：包括册封曾国藩为吴王，对湘军实际控制的两广（广东和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等八省划为邦国领地，曾国藩对這八省有驻军和人事权等。曾家的吴国和清廷类似于美利坚的南方和北方的关系，不过保持和平。
曾纪泽的战略，是先统一南方诸省，休养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同时，倾尽全力发展洋务，殖产业、开矿山、炼铜铁、办工厂、产丝布、造枪炮、兴教育、建学校，如此，先复兴南方，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扫灭满清，必如摧枯拉朽一般。
曾纪泽的战略，正合曾国藩的心意，就他而言，当初不愿称帝的原因之一，就是江南战乱已久，黎民百姓饱受灾祸，再起兵戈，必使天下苍生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心不忍。
曾纪泽提出休养生息的计划，曾国藩同意。而且这时候曾国藩对办洋务不再抵触，通过安庆军械局和江南制造厂，他也想大力办洋务，持开明态度。
曾纪泽提议让他的江苏省成为一个洋务的试点省，有异议的洋务，都可先在江苏试行，如果效果明显，便在南方诸省推广，如若试点不好，就不办了。
曾纪泽提出这个意见，是因为很多人，对外国文化和东西还是持有抵制或保守的态度。比如曾国荃，自然巴不得能把每一分能用的银子全投入了造枪造炮之中，至于办产业、兴教育，在他眼中看来，实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而曾纪泽知道中国没有更多停步不前的时间，必须抓住每一天奋起直追世界发展的脚步。所以他想先使自己所辖的江苏省综合实力率先升起来。
曾国藩同意曾纪泽提出的定国战略，立即施行。
而清廷见曾国藩迟迟拖着不北上，便提出调左宗棠的楚军北上剿捻。
对于放不放左宗棠的楚军北上，曾国荃和曾国藩的意见不一致。
曾国荃说：“我们既然要平定江南，臣弟以为当立即拿左宗棠开刀。左宗棠忘恩负义，当年清廷要杀他，要不是大哥收留，还让他自立门户，他能有今天？此前我们三次派人叫他入南京，可这姓左的连个屁也没有，分明就是不想归顺我们，臣弟的大军和淮军已经逼近湖州，一个月之内，我们可以拿左宗棠的脑袋来见，正好让南方那些有异心的汉人看看我们的实力。”
曾国藩抚须道：“左宗棠素来心高气傲，当年在我幕下时，便多有不服，要此人诚心归顺，确实不容易啊。不过这左宗棠乃当世奇才，又是湘军大将，若是同室操戈，难免让人寒心。”
“左宗棠虽有些才华，但江南人才济济，只要善于发掘，像左宗棠这样地人才自是数不胜数。”在对待左宗棠之事上，曾纪泽与曾国荃站在了同一立场：“左宗棠据拥兵五六万，据浙江财赋之地，他的楚军又多装备有洋枪洋炮，且他军中还有不少外国雇佣军相助，实力绝不可小视，若放他去清廷，等于放虎归山。”
“若是给左宗棠得到了洋人的支持，这块骨头咱们就不好啃了，再给他在浙江站稳脚根，那就相当于在吴国的头顶悬了一把利刃。咱们也不用再跟他客气，迅速发兵灭了他便是。”曾国荃说。
“哼，你们以为左宗棠是那么好对付吗？”曾国藩说：“更何况，现在朝廷和我们已经和解，我们师出无名。”
（。）
第六十章 救了林肯（）
曾纪泽并没有马上带领湘军和淮军北上攻打满清，而是裂土封王，休养生息，是因为江南十几年的浩劫，已经造成人口严重流失，再穷兵黩武，只怕会怨声载道。
“锦绣山河江南地，花艳果香四时春”，这是古人赞美江南的诗句。但是，喊杀声和枪炮声打破了这一切。
以安徽为例，1853年太平军进入安徽，从此安徽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较量、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之一，特别是皖浙交界地区，这是皖南山区之咽喉，又是南北商旅通衢之要冲。因此，太平军与清军在此展开拉锯战达19次之多，结果生灵惨遭涂炭，被杀或逃亡者不计其数。
最惨的宁国地区，太平军强行征兵，绝大多数成年男性被迫从军，无数无辜百姓血溅沙场。当地县志载宁自咸丰兵燹后，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
曾国藩也十分同意曾纪泽提出的休养生息的计划，他对曾纪泽说惟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戳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偏灾。”
十多年的战乱和屠杀，造成江南广大地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
江淮一带除了**，还有天灾。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民政不治，水利失修，旱涝虫灾更易为患，这更加重了这时期江南人口下降。
在1864年那场饥荒中，皖南一带还出现了卖人肉的不法奸商，开始时二十文一斤，后来竟涨到一百二十文一斤，触目惊心！
而且皖东南一带平均每两年就要发一次大水。大水之后必有大疫。污水淤泥滋生杂草，田舍荒芜又使野猪和老鼠成群，这些都为蝗虫大量繁殖和瘟疫流行埋下了极为严重的隐患。比如广德县因大疫人口由1859年的三十一万多人，到1865年锐减为五千余人，幸存者仅为原人口百分之二。之后，今郎溪县境内及长江沿岸等地人瘟也流行开来。
当时的瘟疫实际上就是鼠疫。病菌通过老鼠和跳蚤的叮咬传染于人，轻者引起淋巴结炎，重者因病原体侵入血液，就会引起败血症或肺炎。鼠疫感染者起病快，病程变化也快，开始时突发高烧，周身疼痛，双足麻木，并伴有出血征像，两天内终因极度衰竭不治而亡。
瘟疫来势之凶猛，即便是围攻天京的湘军也不能幸免。鲍超所部染病或巳病的就有近万人。特使甘晋致曾国藩书所述，湘军攻占宁国府后，恰遇“暑疫大作，疫疾殁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队者不及四成两月以来，兵民疫死者二三万人，十居**，城内五六里臭腐不堪忍”。
甘晋特使返回安庆不久，即染病而死。曾国藩估计，当时湘军“水陆诸军，十病六七”。瘟疫肄虐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江南十余年间人口下降惊人，到处是荒草萋萋，白骨森森。
伴随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大量熟地变成了荒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宁国府和广德州荒地不下数百万亩，这在安徽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为了解决苏皖赣抛荒严重、民政废弛的问题，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曾纪泽建议曾国藩在南方效法江苏：实行“召垦升科”政策。
“召垦升科”政策的主要内容有：成立农本局专办垦务，局务由官绅共同办理；发放耕牛、粮种和贷款给农民，牛按原价的20％分三年还本，粮种秋后还，贷款不计利息；鼓励绅商捐资开垦；承认原有土地所有权，但对有佃户而无主的土地，暂由佃户管垦；对无主又无佃户的荒地，则由官府募佃垦种。
优惠的移民垦荒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地人纷纷移居皖南山区。这些客民或因人多地少而被迫举家外迁，或因旱涝频繁无以为生才来此定居。客民以湖北人、河南人居多，其次是安庆人和浙江人。其中湖北人又以应山人为多，应山历来被称为“穷邑”，人多地少，十年九旱，人们纷纷响应“劝农局”的号召向外迁徙。
不远千里来到异乡的移民们，在找到适意的村庄后，也“据室为家，插标划田，立界为山”，使荒芜沉寂多年的南方山村，渐渐有了生机。秋收之后，这些客民有回原籍探亲的，向亲友叙述江南地多、柴多、人少诸多好处，更引来“各邻省之民络绎来归，坌集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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