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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金手指-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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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5元人民币,购买6。25公斤米,0。4元就可以买到1公斤米,简直便宜的让人吃惊!
如果一个月收入3000元的人穿越到盛唐时期,用工资可以买到7500公斤米,这些粮食拉回到现代,按照每公斤5元计算,相当于37500元,整整翻了十倍以上,想不发财都难。
当然这样的计算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就是普通唐人的收入?
但是不要忘记了,安史之乱很快就要爆发!
唐代的粮价一直起起落落,《新唐书》卷51《食货志》说:“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也就是说,在唐太宗贞观初年,用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说明那时候的大米还是很贵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曰:“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也就是说,太宗贞观四年,天下大丰收了,流落到外乡的人都回归家乡,一斗米的价格才有三四文钱。
《新唐书》卷79《魏徵传》里也说:“帝(太宗)即位四年……米斗三钱”。到唐高宗永淳元年,由于大唐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诸多原因,再加上天灾人祸,大米的价格一下子比太宗贞观时期飞涨了百倍,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如《资治通鉴》卷203记载:“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到唐中宗时,虽然米价比贞观时贵了几十倍,但比起高宗遇到饥荒的年间还是要好多了:《资治通鉴》卷209记载:“是岁(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
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物价又下落了很多:《资治通鉴》卷212说:“是岁(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到天宝年间,物价更是便宜:《新唐书》卷51《食货志》:“是时(天宝五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青齐间”说的是当时山东青州、齐州一带的米价,说明地区间的物价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几倍的价差。
可惜唐朝盛世的好景不长,由于唐玄宗后期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重用奸臣,放任地方节度使胡作非为,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从此曾经辉煌于世界的大唐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物价也是一路飙升。看下面这个记载:《旧唐书》卷114《鲁灵传》说:“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为贼所围。……伪将(武)令均等攻之,累月不能克。……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斟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被安史叛军团团围困的城中,米价涨到了四五万一斗,而且还有价无市。也就是说,就算是拿四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想买一斗米也买不到。这个价格,比起贞观年间上涨了10000倍!比起开元年间也上涨了2600多倍。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差别了!安史之乱以后的官方物价记录是:公元766年,一斗米830文钱,一匹绢为3500文;公元780年,一斗米200文,一匹绢为3500文;公元820年左右,一斗米50文,一匹绢为800文。再往后的米价,基本就在1000文上下徘徊了。
相当于用现在的四十元买一公斤大米,当然是很贵了。这样的物价水平,已经是民不聊生了,正好昭示了大唐王朝正在一步步走向灭亡。
不管怎么说,盛唐时期的物价是低廉而稳定,物产丰富、物美价廉,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妙和谐。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场动摇盛唐根基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先知先觉的甄乾当然没有闲着,暗中积极筹划着安身保命大计,一车车粮食悄悄的运进了仙台村,藏在了大山深处。
不管在什么时候,蓄意的囤积粮食都是重罪,甄乾在恒州附近有自己的粮行酒楼做掩护,这一切自然不会被人发现。
粮行、酒楼、粮油加工厂都是最好的掩护,盛唐时期的土地兼并也为甄乾提供了保护伞,几千亩的土地一年可以产出上万石的粮食,甄乾就像一只辛勤的土拨鼠,不停的往洞穴中搬运粮食。
这一切当然都是在有计划的预谋下进行,由于安史之乱前粮价过低,很少有粮行愿意囤积粮食,这也为甄乾的计划提供了便利。
虽然如此,甄乾大量暗中收购粮食,还是引起了当地粮价的波动,不得不从周边粮食产地运输粮食补充到鹿泉县。
唐代土地亩产可不高,上等田产出在二石上下,下等田产出连一石都不到,平均亩产在一旦多一点,所以经常说多收了三五斗让农民无法生存(一石等于十斗,而一石等于一百二十斤上下,产量在今天看来低的吓人),这里的三五斗已经相当高了,并不是戏剧中的夸张说法,的确如此。
(本章完)
第89章 粪土万户侯()
1925年秋,已过而立之年的毛**写下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句:“粪土当年万户侯。”
显示了这位农家少年睥睨权贵的傲气和坚持一生的“造反有理”的信念。倘若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将万户侯们等同于粪土,还是大大抬举了他们。
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强,而税粮却占全国1/5以上。正是因为粪肥加工技术的发达而令江南的农业开发独步天下。如果没有江南的粪土,就没有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粮,也就没有那些脑满肠肥的权贵。这些酒囊饭袋、行尸走肉的万户侯,哪里比得上支撑帝国大厦基础的粪土!
古代可没有什么化肥一说,土地耕种三五年之后,则肥力减退,作物收成就要下降,这个道路很多人都懂。因此劳动人民往往只能采取休耕、轮耕等简单的方式来让土地慢慢的恢复肥力,或者种三年两季,或麦粟一季后种一季豆类。
在长期的耕种中,农民发现耕种靠人类粪便、河塘淤泥、沥腐植物茎叶、草木灰、可沥腐性垃圾、村沟污水以及花生豆麸等为肥料可以提高亩产量,到了明末清初之后,堆肥的技术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宋末农书《种艺必用》说:“地久耕则耗”。
陈旉《农书》说:“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
采用休耕的方式让土地恢复肥力,太过简单落后,也大大影响收成。因此百姓也早就发现了施肥以保持土地肥力,早有人总结过,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
只是唐人对于人畜之粪的利用还太简单,一般只会最简单的沤粪。这样的沤粪虽然也能有肥力,但转化率还是太低。
比如同是一堆猪粪,管理得法,效力就大,不得法,效力就小,甚至全无。
粪肥是不能直接施用的,不然有时还会反伤害到庄稼,容易烧苗等。唐人沤粪堆肥,也正是让粪腐熟,防止烧苗烧根。
随着时代的变迁,粪肥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蒸粪法”“煨粪法”“窖粪法”到“煮粪法”。
粪肥的加工工艺并不复杂,主要分为北方和南方粪肥。
北方粪肥的制作流程为:秋天把玉米秸杆切成小段,再按上下顺序呈经纬状堆为一垛,往上泼浇粪尿水,必须达到使其长时间的浸泡即发沤的效果,然后令其发酵,也可加入烧完后的富含钾肥的草木灰或木炭,到来年春季即会沤干成小块小块灰黑色的肥料或带有水质的灰黑色的肥料水,此即粪肥;亦可用麦草垛来制作粪肥。在粪肥制作过程中往秸杆垛里总会随时添加其他植物的茎、蔓、叶或打扫庭院所撮起的枯树枝条等。
南方粪肥的制作程序为:邑城与各圩镇,旧日由四郊农民于夜间挑桶进城,到各户收粪便,俗称“尿倒”。以单车挂桶搬运粪便,并逐步代替了担粪方式,主要是运输工具的改善。
此外,还有一种拾猪屎。
相比现代使用的化肥,粪肥对农作物不良影响很小,所以自古耕种田地必用粪肥,它包含人粪、鸡粪、猪粪、牛粪等等。
甄乾还知道一种方法,就是挖个大池子,把各种动物粪便连同一些秸杆、菜根等都扔进一个巨大的粪坑里,加入尿液、水等然后盖起来发酵,这类似于沼气池发酵,虽然发酵慢,但有机质消耗较少,渣肥和沼液都有很高的肥力,特别是沼液甚至还能充当杀虫剂使用。
这种方法都是极好的粪肥加工方法,能让粪肥转化效率更高,亩产量可以再翻倍。
后世的人一说到粪便的时候可能一脸嫌弃,但在以前农民心中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在中国农民家庭中,任何老弱残废的人都有用处,他们干不了别的劳动,但他们能积肥弄肥”;“除了家禽粪而外,中国人最重视人的尿粪…。中国人耙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搀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同时,农民“在田地里或公路道边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里,供来往行人大小便。在村庄附近或公路旁边有时搭一个厕所,里面安放粪缸。在缸里面随时把一些稻草放在上层,借以阻止蒸发消耗”(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有记载,粪便的收集始于南宋时期,在此之前,城市里也有专人收集粪便,但那都是官府为了清洁城市环境,和粪肥的利用无关。
故徐光启说:“田附廓多肥饶,以粪多故。村落中民居稠密处亦然”(见《农政全书》)。
南宋时,杭州就已有专人收集和运送城市人粪。吴自牧说杭州“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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