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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金手指-第1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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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乾能感觉到藤原家族在倭国的地位很高，但也正是高处不胜寒，刚刚经历了“藤原广嗣之乱”的动荡，藤原式家一支元气大伤，而南家和北家则非常幸运，几乎未受到波及，但为了躲避国内的注意视线藤原清河带领着遣唐使来唐朝，其中不乏有避祸的味道，藤原刷雄很少和甄乾当面谈起倭国的事情，很多事情甄乾都是根据后世的道听途说推测而来，毕竟自己对倭国的历史知之甚少。
在旁敲侧问之下，甄乾还是知道了一些倭国现在的现状。
倭国现在的京城在平城京（后世的奈良），后世称之为奈良时代，此期间历代天皇注重农耕，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社会经济得到大为发展，此时的奈良朝受到盛唐文化的影响，又通过唐朝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从而出现了倭国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此时的倭国社会俨然处于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中。但此时对后世的积弊也在形成，班田制难以形成，天皇专职国家的经济发生动摇，中央集权体制因内讧逐渐削弱。
如今倭国正处于孝谦女帝统治之下，本人具有藤原氏血统，拜为表兄藤原仲麻吕大纳言，兼紫微中台的长官：紫微令中卫大将，和左大臣橘诸兄、右大臣藤原丰成关系紧张，也正是这个原因藤原清河为了缓和矛盾出使大唐。
最让藤原刷雄沾沾自喜的是新建立的平城京，模仿隋唐时代的京城长安，东西长约六公里，南北约四公里。大内与平城宫位于北侧中央，朱雀大路由北向南将京城分为两边，东侧被称为左京，西侧被称为右京，又有数条东西及南北向的大路将城内分为八十四坊，每坊十六坪，其中平城宫占四坊，寺院、东西市、陵墓又占十坊左右。建立时，由各地迁入的人口约二十万人之多，就如身在长安一样。
这次遣唐使急着返回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了依赖“三宝之威灵”，祈求天下太平，国家富饶繁盛，圣武天皇修建东大寺和大佛。于天宝二年开始兴建，兴建东大寺和巨大铜佛像的过程中，花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动用了举国的财力，又号召民众自愿出力支持。天宝十一年大佛殿建成，翌年四月，由朝廷主持举行盛大的大佛开眼供养法会，而遣唐使正好返回。
这个时期儒学在倭国广泛传播，奉行“政在养民”的思想，把富国安民的基点，放在农村的安稳和农民们摆脱贫困上，“农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始终成为统治者治政的首要大事。认为帝王应该崇尚俭约，则民心不乱，国可兴盛。
对于各级官吏的选拔、政绩良劣都十分注意。官吏的录用考试模仿唐朝，也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生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大学寮是中央学校，国学是地方学校，它们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倭国儒学的传播体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学经典。如大学寮设有明经道（儒学科），教科书有“九经”，即《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和《论语》，这些教科书必须使用规定的注释本。
这一时期倭国和渤海国的来往密切，和新罗国交恶，同时渤海国和新罗国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为了牵制新罗国，渤海国又多次遣使赴日。
倭国和新罗国之间的来往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矛盾和摩擦不断，倭国兵船几次入侵新罗国东部边境，经常在海上交战，新罗国派往倭国的遣倭使也均被大宰府被阻，间接的导致了遣唐使无法从北路渡海到唐朝。
通过藤原刷雄不经意间的叙述，加上后世对倭国的了解，甄乾对倭国的现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个时期倭国的皇权还没有完全旁落，但倭国的政治格局注定了日后的幕府当政，各个家族对朝政的影响深远，尤其是藤原氏一支独大，引起了很多家族的不满，动/乱分/裂的种子在这一时期已经种下，这让甄乾看到了机会。
尤其是倭国在律令制下的行政区域划分，也为如后的家族矛盾埋下了伏笔。
“五畿”指京畿区域内的五国，京畿之外的其他领土则仿唐制，共分七道。五畿七道制度自奈良时代开始实施，直到明治初期的废藩置县为止，但部分道名仍沿用至今。
“五畿”指京畿区域内的五个令制国，又称“畿内”或“五畿内”。具体指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
“七道”指京畿之外的倭国全土，因仿唐制，皆以“道”称之，共分七道：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阳道、山****南海道、西海道。
七道被倭国境内的大家族控制，更小的家族控制着大大小小的“国”，倭国的道相当于唐代的州，国相当于唐代的县，和唐代县望乡绅影响州县不一样，倭国的道、国和周代的分封制差不多，名义上属于天皇管辖，但国内一旦不稳，立即就会分崩离析。
（本章完）
第179章 狐朋狗友（）
唐代三十里设一驿站，鹿泉县距离真定百余里设有两座驿站，一行人经过一天的赶路在距离真定不到三十里的驿站停了下来，通常官府直接征用当地富户充当驿站的负责人，称“捉驿”制度。
在捉驿制度下驿站的负责人称为驿将，听起来挺威风的，其实就是一名最低级的军官，也称驿吏，自然算不上有什么编制，属于徭役一种，百姓都唯恐避之不及。
驿站建立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传递朝廷的文书和军报，来往的客商也都喜欢在此停留落脚，就是图一个安全。
毕竟没多少商贾愿意在偏僻之处开设客栈，这和后世喜欢在主要干道上开店经商观念完全不同，就算官道上平时客流也很稀少，大多数都是往来穿梭的商贾，没事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在唐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原本门可罗雀的驿站门口横七竖八的躺着不少南下的流民，看见甄乾车马停靠在驿站门口，颤巍巍的直起身子想靠前讨一口饭吃，立即被护卫阻拦下来。
“甄郎，这一路上的流民为什么越来越多？”
藤原刷雄大发善心的散了一把铜钱，引起了流民的哄抢，一时间驿站门口鸡飞狗叫好不热闹。
“天宝九年关中大旱，翌年河南蝗灾，今天北方大雪来的早，北方粮食歉收，可朝廷却没有减免税赋，这些人不逃难还能怎么样！”
历史上开元、天宝年间气候温暖潮湿，平均温度要高于同期一度以上，这种气候显著的结果就是容易发现水旱灾害，而伴随着旱灾，蝗虫就会大量的繁殖，引发连锁效应。
蝗虫在后世人眼里属于害虫，产卵很厉害，尤其是在干旱的环境里，蝗虫繁殖、生长发育更加有益，较干旱的季节里，土壤坚实含水量少，最适合他们产卵，而且干旱使得蝗虫能大量繁殖迅速生长，数量集聚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蝗灾。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灾害天谴说”，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与现实政治的过失是有关联的，乃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这成为后世中国士大夫一以贯之的基本政治伦理。
开元时期，张九龄任宰相前后，水、旱、地震等灾害不断。还没等他主动辞职，一位名叫王冷然的小官吏已经忍不住愤然上书，要求宰相辞职：“今岁大旱，黎人阻饥，公何不固辞金银，请赈仓廪。怀宝衣锦，于相公安乎？”最后还声色俱厉地质问：“百姓饿欲死，公何不举贤自代，让位请归？”
“灾害天谴说”虽然虚妄，但天灾发生时官府应对无方，引发饥荒、流民、盗贼等人祸而不治，则应当追究人为责任。而且，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道德色彩、令官员产生敬畏感的政治伦理，其仍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从这一点上看，在没有现代制度的约束下，灾害天谴说也能让很多官员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
开元三年，山东蝗虫大起，那时候蝗虫因为和“皇”字因相近，蝗起就是皇起，当时的人不敢捕杀，甚至还烧香祈福希望蝗虫吃饱后飞升。宰相卢怀慎和皇帝都有点信这个，还是姚崇力排众议，一定坚持杀蝗虫才把蝗虫给灭了。
翌年，山东蝗虫又起，姚崇再次下令捕杀。这次有个刺史倪若水上书说这蝗虫是天灾不是人为能解决的，拒绝服从中央的命令。之后，姚崇又给倪若水写了封公文，劝服他之后，才重新灭杀蝗虫。
古人对于蝗虫的认知不多，反而有蝗神的说法，遇蝗灾还要拜蝗神。又有蝗鱼互化的说话，说蝗是鱼卵所化，称旱涸则鱼、虾子化为蝗，故多鱼兆丰年。还说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虾。
据官方的史料所记载，秦汉之时，蝗灾几年是平均八九年就爆发一次。而到了隋唐之时，差不多五年左右爆发一次，到两宋时，三年半就爆发一次，元代一点六年一次，明清二点八年一次。
蝗灾迭起，受灾的地方多集中在中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在江淮和江汉地区亦有分布，严重的时候，关中地区也会爆发，甚至会遍及整个黄土高原。
而最容易爆发蝗灾的地方，还是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流域，每当大水泛滥之后，就接着会是严重的旱灾。水旱灾交替发生，就会使得沿湖、滨海、河泛、内涝地区出现许多大面积的荒滩和抛荒地。
而这些地方，往往就成为了蝗灾发生并猖獗的条件。
这些都是后世人早就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对于这个时代的多数古人来讲，他们都搞不明白蝗虫发生的原因。
只是一味的认为蝗虫是没有规律可言的，还披上了迷信的外衣，是上天的责罚和警示等等。
“甄郎，你的意思是说水旱灾害之后，都会爆发蝗灾？”
甄乾也不是生物学家，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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