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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门-第4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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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的讲，我赞同老书记刘政道的说法，是先有受贿者，然后才有行贿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中有一门学科叫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叫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叫经济政治学，这就很说明问题。所以我也认为，就受贿者和行贿者而言，受贿者是强者，行贿者是弱势的，无奈的，被逼出来的。如果说行贿者是可恶的，那么受贿者就是可恨的，做为当权者，更应该消灭的是受贿者。”
说到这里，大厅里响起了掌声。
可徐浩东却一脸的严肃。
“各位，你们的掌声不合时宜，至少不够严谨。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正如鸡与蛋互为共生一样，骗子与受骗者互为共生一样，受贿者和行贿者也是互为共生的，这是唯物辩证法，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你们反对不了。我是当权者，我要反思，你们是企业者，你们也要反思，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发展进步。”
“现在，我谈谈一个词，原罪。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圣经中讲：人有两种罪，原罪与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本罪是各人生所犯的罪。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转轨不息、原罪不止，伴之而生的在经济、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论也是不绝于耳。”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呢？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也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根据某教授的分析，由于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造成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又引发获利机会，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该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从而完成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这个过程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它的动力学机制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并且在正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还伴有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
“具体到我国的改革，由于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政府便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战略方针，而这种政策的变动则相当于扩大了制度的选择集合，由此导致制度非均衡下的获利机会，改革便在距离权力中心较远、创新风险较低的农村地区率先发起。改革初期，个别创新者由于突破了当时的政策界限，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但由于制度变迁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存在，使他们的创新报酬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因此这种突破政策底线的原罪。其实，原罪并不一定是罪，即使是罪，也应该得到至少是道德上的救赎。”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获得机会已从一般商品市场转移到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比如炒房团、炒煤团以及资本型富豪的崛起就是例证。但好的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和公平竞争环境并没有跟着形成，特别是在要素价格体系远未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加之行政特权、垄断国企和超国民待遇外资的三重挤压，我们的民营企业们不得不在要素市场以及资本市场上带着镣铐跳舞。于是，官商勾结、非法占地、非法集资、贷款和合同诈骗以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屡见不鲜。”
“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种既违反市场法治又有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罪或经济犯罪行为，在法律追诉期内严加惩罚是无可非议的，这既是塑造市场法治的需要，也是反腐败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几乎所有富豪落马的背后，都有一连串的官员的影子。我们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不能混同视之。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大视野下，突破当时政策局限的原罪其实也是有原功的，而那些不论民企、国企还是外企的集体性原罪，其实是体制原罪的映射，无论是赎买还是大赦都要谨慎行事，否则就会原罪不息本罪也不止。”
大厅里再次响起了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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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88章 原罪（）
掌声鼓舞了徐浩东，他稍息一会，接着滔滔不绝。
“各位，由于民营企业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和特殊历史背景，在认识和处理民营企业原罪的问题，曾出现过种种激烈的争论。论证的焦点主要是关于民企原罪论是否成立，以及原罪问题的解决途径。前者主要是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这一说法，在政治和理论是否站得住脚的争论。”
“无法无天的人，牵连了良性违法的人，违法的人，牵连了守法经营的人。那么，民营企业的诞生，在计划经济下是从资本主义尾巴、从社队企业、从洗脚田开始的。难道这些都是罪恶的吗？如果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不容否定，在一个不完善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并存的体制下，部分民营企业学习红顶商人，与某些官员勾结、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侵吞国有资产等等，获得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正如马克思在其《资本论》里所指出的，这些财富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换言之，官商勾结牵连了整个民营企业家在公众的群体形象。从这个意义，民营企业家原罪也许是一个伪命题，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初兴之际几乎没有谁有能力官商勾结，待其发展起来之后的官商勾结，又明显是个体的问题。而关于民营资本原罪以及解决之道，大致的意见可分为清算说、特赦说、淡化说以及折说。”
“如果说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靠原罪起家，显然是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许多民营企业家来说，即使事隔多年以后，荣誉贴身，但原罪仍是其挥之不去的噩梦。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言，今天我们所说的民营企业家，其实是一个相当混杂的群体，我们可以对这个群体从多个角度进行一些粗略的分类。如可以将民营企业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社会基层崛起，一直活跃于民间、主要靠自己的企业才能而发财致富的民间企业家；另一类则是曾经掌握权力、或者攀附权力，而主要借助权力以垄断特权或掠夺国有和民众财产等手段获得利润的特权企业家。”
“因此，原罪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营企业家突破当时的法律法规，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运作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与计划经济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而致。第二种则是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并没有给民营企业以合适的发展空间，民企成立之初，一方面受到歧视、挤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攀附权力，寻求发展，并由此而采取的一些违法行为，如偷税漏税、投机倒把、行贿等。相对于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原罪，对于不同的民营企业家也应区别对待。”
“基于历史和现实，我认为要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民营企业的原罪。一方面，民营企业是在一个饱受歧视、制度存在缺陷、国企低效等复杂交错的艰难环境发展起来的，这决定了原罪产生有其产生的制度环境因素；另一方面，更应看到生存下来的民营企业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面，这有助于矫正对民营企业的偏见。因此，对民企的原罪不能一概罪论罪，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正确对待和区别处理民企的原罪问题。”
“有人提出，民营企业有原罪感，所以他们不敢发展，害怕追溯，害怕出头，甚至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对经济发展不利，所以对他们的原罪要一律赦免。诚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离不开私营经济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旧制度和旧法律的冲击，在此基础，对所有性质的经济成分一视同仁，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待遇，已成为民营企业家的迫切要求，央将对私有财产与其它财产加以平等保护的内容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最重要部分提出，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宪法成果。”
“但是，但是啊，对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并不等同于对特权企业家侵吞国家财产，掠夺大众财富犯罪行为的宽恕，因为对这些罪行的赦免，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背叛，所以对原罪的赦免不能一概而论。由于立法程序的不合理和经济体制、法制思想的偏差，过去有的法律是部门所立和既得利益者所立；有的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所立；有的是为计划经济保驾护航所立，对于这些僵法、落后法，如果民营企业家突破了，那他不仅没有原罪，还应当表彰其功。他们为市场经济冲锋陷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如果民营企业家突破的是人类普适规则、基本道德价值、全球性市场规范，那他才是犯了真正的原罪，也是说，对于那些性质恶劣、影响败坏的民营企业家还是要用重刑的。有这样两类原罪，其犯罪行为腐蚀了官员，毒化了政府，危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严重损及他人或国家的利益，绝对不能赦免其罪。一类是腐败型原罪，即依靠贿赂官员、权钱交易、寻租与寻利结合致富的；另一类是暴力型原罪，即依靠暴力犯罪、强权垄断、黑社会组织攫取财富的。这两类原罪不能赦免，否则将贻害无穷。”
“而给予除述两种之外的犯有原罪的民营企业以赎罪的机会，以扶持这些兢兢业业做实业的民营企业家，普通民众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普通民众不会嫉妒财富，只怨恨那些不义之财，也即某些依靠权力或攀附权力，从而靠权力寻租或借用权力进行*裸的掠夺所获得的利益。民营企业家为了获得生存权，也不得不借用权力，但他们主要还是靠企业家精神创造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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