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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路救赎-第2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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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钱财，搞上几百条枪，一起义就能得四方响应，就能撼动清廷的统治？显然是不现实，甚至是异想天开。
革命不仅是个复杂的工程，而且要不断地适应形势的变化，适应社会变革的特点，这样的革命团体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担当起革命的先锋队。
而观察同盟会，便会发现它不切合变化了的晚清社会的特点，疏远了大众。这些大众就包括拥护立宪的资产阶级主体——绅商，更不要说穷苦的底层百姓了。同盟会通过激烈的排满口号来聚集人气，通过论战与立宪派水容不相容，也就是自己将自己缩小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
当然，同盟会这个很小的圈子中包括了部分华侨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少数有远见的资产者、会党和少数受策反的军队，但毕竟势单力薄。历史上，如果不是慈禧的继任者过于愚蠢，导致资产阶的主体——绅商阶层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关键时候充当了推翻清廷的助推力，辛亥革命要取得成功是很困难的。
而北辰的诸多缺失，也使其没有能够与当时一流的精英联手。这恐怕是他未能成大事的最主要的原因。且不说陈文强这样具有与众不同思想的超一流高手，便是黄兴等一批志士也与北辰矛盾不断，使同盟会内部和其他革命团体之间，都难以形成精诚团结、共同奋斗的氛围。
而宋复华的理想或许也不尽现实，但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却是正确的，对非暴力变革的情感也沛然如肝肺中流出。
如果治理国家⑨，
第一百八十四章 不可留，倒逼清廷（）
外表和内心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
陈文强由陈英士想到自己，认真比较了一番，还是觉得有很多不同。不管是自我安慰，还是客观准确，反正陈文强不认为自己是陈英士的那类人。
“睚眦必报，心狠手辣，不择手段。”面对着送走陈英士，前来领受机宜的杜月生，陈文强先是用了三个词作了简短的评价。
杜月生对陈英士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表面，毕竟接触时间短，又没有陈文强的异能，听到陈文强的评价，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先生，这样的人不可留。”杜月生很快就说出了自己的决定，然后又解释道：“我听手下人说过，这个陈英士性情豪放，自加入青帮后，以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而著称。本来还想着招揽其才，以为我们兴义堂之骨干。先生既有此断语，这个人便不可任其坐大。”
陈文强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终于是硬下心肠，冷冷地说道：“行动要周密细致，不可牵连到兴义堂头上。要知道，陈英士不仅是青帮中人，还是同盟会的骨干。若是弄得不好，麻烦不少。”
不可否认，陈英士是个人才，能在同盟会低谷之时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局面，虽然联络的还是帮派人物，但从空言渐进于实行，能力不可低估。
如果只是如此，陈文强还会保持自己的底线，不会起杀心。恰恰是陈英士性格中隐藏的阴狠、暴戾，却让陈文强心生警惕，绝不允许其有发挥的势力。
同时，除掉陈英士这个同盟会在国内的最得力干将，什么孤注一掷。多半就会以夭折告终。特别是上海，那是陈文强要绝对掌握的地盘，绝不允许同盟会在他已经有九成把握时横插一脚。
“陈英士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常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下手并不困难。”杜月生比较自信地向陈文强保证，“属下会想出一个不令人怀疑到兴义堂的事由。行动前也会请示先生，先生同意之后再动手。”
“那就交给你去办了。”《，。≧。↘o《 s=〃arn：2p 0 2p 0〃》s_；
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事务繁杂，我确实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好生去做，由黑转白的日子不远了，是做官还是做个富家翁，都由得你。”
“先生放心，月生定效死力。”杜月生赶忙起立躬身，说道：“跟着先生。才能飞黄腾达，月生若连这dian都不懂，岂不是白活？”
“飞黄腾达，不错。”陈文强摆了摆手，笑道：“你有此心，我亦会成全。而且，只有忠心耿耿，前途之光明。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
……………
上海，既是陈文强的发家之地。也算是他最有把握光复的地区。
商团武装便是由上海开始组建，且安插了很多复兴会和兴义堂成员。再加上革命阵线中其他革命团体的人员，商团的控制是没有大问题的。而上海的巡警，也被陈文强渗透得很厉害，且若论打仗，这些巡警根本就不行。既无法倚仗，也称不上什么阻碍。
至于沪军，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陈文强也没太放在眼里。
上海关道、江南制造局、大清银行都在上海。可谓是有饷有军火，陈文强是非拿下不可。如果商团武装力量不够，他还有备用方案，从广州用船运来一千多精兵强将，这也不算是太过困难。
而就陈文强的判断，拿下上海可能并不需要苦战恶战，且上海华洋杂处，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一旦光复，对清廷的打击和震动则非同小可。
当然，宪政派的支持和参与，不仅对光复上海很重要，对整个革命发动的成功也相当关键。陈文强可以利用自己在宪政派中的地位和影响加以说服和引导，但时机却要把握好。而且，最好清廷犯个令宪政派失望着的大错，或者革命的发动取得一个首先的胜利，才更有利于宪政派的倒戈与合作。
就当时而言，新的利益集团的发展是被清廷容许甚至支持的，在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迈进了很大一步。但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其后果是什么呢？清廷显然没有料到，新思潮的发展是不受他们控制的。
如果说在一九零八年以前，它还能够控制新思潮，并防止它们对原有的权力中心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的商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实的臣民，但是到了一九零八年以后，这些人的政治期望惊人地增加了。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将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更为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一方面帝国政府在压力之下前所未有地开启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途径，另一方面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新兴而起的士绅阶层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诉求。
而西南革命的持续，显然正在被宪政派人士充分利用，他们向政府进一步摆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坚定地与当局合作，但是需要满足他们进一步提出的政治条件。
同样，革命的宣传也正在被宪政派人士所理解和接受。共和嘛，也没什么不好，还是要有地方议员，还是要有国会，除了没有皇帝，结果似乎大同小异。而对于皇帝的感情，宪政派又能有多少呢？
而各省咨议局的选举产生，并没有令宪政派感到满足。即便是在开会选举过程中，成员们也在争取新的权利，并对咨议局的权力还要受到督抚的监督感到强烈不满。
而清廷却不想再作出让步，起码是暂时不想。如果使各省咨议局获得立法议案权，还可以对外提出保护主权议案，这无疑会使得咨议局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性质更加浓厚，而不是被官府牢牢控制、隶属于其的咨询机关。这与清廷的初衷显然是严重不符，背道而驰的。
……………（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五章 对宪政派的引导（）
对于一个坏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恰恰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中国尤其如此。不给统治者留条后路让他们安全退出，哪个统治者敢让步改革？特别是满清政府，他们是异族，手上沾满了鲜血。但是要给他们留后路，那些充满愤怒的受害者哪个会同意？这都怪他们造的孽太多了。
随着满清政府的进一步的衰退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行为，国人对这个已腐朽透ding的政权彻底丧失信心。
清末新政是这个垂死的朝廷所做的最后的努力，希望可以用改革来遏制革命，改革进一步，革命退一分，来来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这却是愚蠢的满清所未料到的。
清廷简短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其中有“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条文，与其说这是宪政，毋宁说这不过是开明**的外衣。
随后推出的《钦定宪法大纲》有很多抄自日本的《明治宪法》，而比后者更为落后，规定内政外交大事仍然由君主**，诠释了所谓“大权统于朝廷”的具体内容！很倒霉，满清显然选错了老师，想将日本那种垃圾的政治体制移植过来，却不知日本给亚洲各国在政治体制上开创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光绪下谕颁布宪法大纲，“限九年筹备完成”。以1908年起算，立宪的最后限期就是1916年。从无期到有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龟兔赛跑，革命会等你九年吗？
别说九年啦，革命大发动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只有半年，最多也不超过一年。
况且，清廷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矛盾的一面，那就是慈禧沿自庚子事变后收拢汉人权力的集权策略。袁世凯被明升暗降，从直隶总督位置上被拿下。张之洞也是如此。
如此种种，都令宪政派感到不满。对于立宪派而言，资政院的设立一方面让他们看到了立宪的希望，但他们一方面又无法接受九年的预备期，而且此时各地督抚也开始附议立宪派的呼声，要求成立内阁国会，缓↓↙，。∷。ov《 s=〃arn：2p 0 2p 0〃》s_；
解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压力。
因此，大规模的国会请愿活动久已酝酿，当部分满汉督抚也开始联名电奏。要求速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时，请愿活动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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