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路救赎-第2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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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倡导和奖掖实业的角色，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先河。

　　　　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矿务誓行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等的先后颁布实施，从法律上确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并为解决工商业上的纷争提供法律依据，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还有政府官员的等等。但清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从而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清廷在经济改革上的转轨，受到实业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私人经济的大发展和实业救国论的大力宣传下，国人对工商实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工商实业界人士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而各地商会的成立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使商人越来越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不仅有钱，还有武装商团可以凭恃。这在清国地方守卫空虚的情况下，便显得更加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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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七章　猛烈展开，北上会袁（）　
陈文强在打理着自己的产业，改进的改进，扩张的扩张，新建的新建，既是为自己增加着财富，也为革命积累着资金。同时，也使这个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够坚实一些。

　　　　对于革命军的奋战，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毕竟，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是的，在清军看来，这就是流窜。只不过，这流窜来得突然，来得猛烈。

　　　　普洱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总兵力达到三千多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

　　　　而元江以南，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又大受打击。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只要军纪严明，不扰民害民，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

　　　　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方清军非降即逃，占永德，克龙陵，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现保山；在桂西，陆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光复数县，歼敌上千。

　　　　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武汉上海琼州这三大地区，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东南，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捣腹心，粤汉铁路便是关键，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铁路修成，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然后乘车北上。再加上西南东南的呼应行动，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而对袁世凯。袁老四，袁大头，对这位历史上的“窃国大盗”，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

　　　　不可否认，老外的眼光很独到。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绝不是投机取巧。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靠着事功扶摇直上，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

　　　　而现在，袁世凯虽未失意，但却不如意。

　　　　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后，满族亲贵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

　　　　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

　　　　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尽管两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显然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头。所以，即便“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即便“条件论”更具有理性，对他来说。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这并不妨碍陈文强从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将是他值得信赖的武器。而且，不管是什么派。日后都有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可能，推翻满清，也少不了他们的力量。

　　　　革命军与北洋军难免有一战，并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分出胜负，但北洋军要显示出力量，革命军也要展现强军的风采，重要的是敢战的精神。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军事永远要为政治服务。

　　　　是的，没错。陈文强并没有抱着革命成功等同于武力统一的念头。除非北洋军倒戈，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从当时的中力来看，北洋军与革命军打得两败俱伤，打得持续不断，伤害得不仅是国家的元气，更会招致列强的干涉，比如日本，那是肯定会趁火打劫的。

　　　　最后将是一个谈判达成的妥协。才能尽量地保全国家的武力，包括北洋军在内。特别是中国的北方。没有了北洋系的军队，最直接受害的便会是东北。而革命军的实力被消耗太多，也无法稳固占领和控制某些省份，也就无法实现革命者心中的国家建设的理想。

　　　　一场大战，一场谈判，一场妥协。然后是一段相对平和的发展时期。至于统一嘛，除了武力，恐怕还有别的办法吧

　　　　所以，陈文强才要去见一见袁老四这个中外皆知的大人物，希望能从他的思维中寻找到可资利用的东西。不一定非要现在发挥作用。可作为一个长远的准备，也是很好的。

　　　　“袁大人对陈先生是慕名已久，今番能在天津相见，终于是圆了心愿，必然心中大慰啊”张一鏖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此次携信邀请陈文强成功赴津，差事可谓办得圆满，心情也很畅快，对陈文强更是唯恐有触犯之处。

　　　　“袁大人抬举，张兄客气了。”陈文强淡淡地一笑，说道：“兄弟官卑职微，实是当不得如此谬赞。”停顿了一下，他盯着张一鏖缓缓说道：“恐怕袁大人邀兄弟会面详谈，并不只是有关北洋机器制造局，以及修筑津镇铁路之事吧”

　　　　津镇铁路，也就是后来改名的津浦天津至南京浦口铁路。一九零二年，清政府改派袁世凯督办津镇铁路，袁世凯又委派唐绍仪张翼等人与英国中英公司及德国德华银行代表进行谈判。

　　　　但清政府与英德关于津镇铁路借款的谈判遭到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京官地方绅商及留日学生的反对，认为“津镇一路，北接畿甸，南贯江淮，扼江海之咽喉，握三省之命脉”，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要求将津镇铁路收回自办，事情由此搁置。

　　　　一九零七年年初，清廷又加派张之洞会同办理津镇铁路。张袁几经协商，认为废约自办困难很大，借款自办虽切实可行，但合同必须不甚苛刻，方可为国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