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路救赎-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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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鸿名不听话，那就换人。琼州三点会与青红帮一样，也是分散存在的小群体，听从郑鸿名的只是以万宁为主的一部分。而会党中人良莠不齐，可毕竟还有良的，也可以区别对待，就象当初整顿兴义堂一样。

　　　　徐春山和李家俊原本就是三点会成员，只要把江湖义气暂时放在一边。突破了脱离郑鸿名、另立山头的心理障碍，有复兴会的资金和人员支持。发展壮大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显然，徐春山和李家俊已经符合了陈文强的心理预期，接下来便是商议一些细节。比如暂时避开郑鸿名的老窝万宁，先从其他县开始拉拢整合三点会的工作；再有就是在郑鸿名身边安排人手，掌握他的计划，以便在其起事时趁机取利……

　　　　在商议时。一直在旁边默不出声的万福华也被叫了过来一起参详。因为他更擅长经营管理地方，在陈文强走后，琼州的大小事务便要交给他来处理。徐春山、李家俊自然也要听他指挥，从他这里得到钱财和物资的支援。

　　　　等送走了徐、李二人，陈文强的脸色凝重起来。看着桌上的琼州地图陷入沉思，久久不语。

　　　　“文强。”万福华等了一会儿，开口说道：“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想通了，经营琼州关系重大，我一定竭尽全力，争取在两年内具备占领全琼的力量。”

　　　　陈文强露出笑容，轻轻点了点头，说道：“你来经营我是最放心的。如果两年内能在琼州安置二三十万移民，并让他们衣食无忧，咱们的军队也就有了着落。再加上琼州本地人，南洋华侨和国内的热血青年，组织起两三万的人马，应该不成问题。”

　　　　“有两万精兵强将，就足以占领两广，再继而北伐，推翻满清。”万福华对形势估计得相当乐观，他还是以印象中的清军作依据，自然很轻视。

　　　　陈文强虽然谨慎，但却不想说出来影响万福华的心情，而是笑着点头，手在东南沿海拍了拍，“江浙是财赋重地。我在想，如果从琼州运兵，在上海发难，结果如何？呵呵，只是纸上谈兵，还要看形势发展，日后再说吧！”

　　　　万福华轻轻摇了摇头，说道：“江浙咱们刚刚发展，势力是不及光复会的。若是联手的话，倒是成功性大增。但如何联，就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是啊！这确实是个问题。”陈文强也希望和其他革命团体形成同盟，以壮大推翻满清的力量，但细节问题让他也颇为头痛。弄不好同盟瓦解，革命团体之间势如水火，或者因为联手而泄露了复兴会的核心机密，导致复兴会的损失。

　　　　……………

　　　　陈文强对于革命联盟很谨慎小心，但革命的北辰此时却正在东京搞着革命大联盟的事情。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与1895年的那次广州起义完全两样。正如北辰所言，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据此，北辰“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不过，高兴归高兴，后来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减轻，而北辰虽然在日本做了些事，但收效不大。久居日本，北辰也自觉无趣，便于一九零三年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

　　　　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北辰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早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失望之余，北辰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势力坐大，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

　　　　一九零五年初，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当时张之洞在湖北主政，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不过，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闹腾动静小的送日本，动静大的就送欧洲－－－这样离得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钱，他们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加上官费又充足，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又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难有影响。后来，他们听说北辰在欧洲的名声很大，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和北辰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北辰邀请过来，以壮声势。

　　　　北辰接到这笔巨款，当然喜不自禁，很快便前往欧洲。到欧洲后，北辰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兜了一圈，大加宣传了一番后便直接去了日本。

　　　　在东京，通过杨度的介绍，北辰与黄兴等人相识，并倡导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得到了黄兴等人的赞同。

　　　　……………（。。）

第九十六章　战士的理想，三驾马车（）　
自19031905年开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后一次，也堪称是最认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本来就已经陷入**和失效的行政网络，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疯狂。

　　　　“借新政之名，其实金钱主义”，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从办学堂、办警务、到兴办地方自治，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各种田赋附加和捐税，直接冠以各项新政的名义。

　　　　应该说，新政的实施，虽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但在大方向上与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均属于西式的向着现代化的改革。然而，对于这种改革的怨恨，却成了同一目标的更大变革的起点，这对于清廷和民众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

　　　　庚子以后，巨大的赔款和外债压力，已使民众对于经济负担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而日益臃肿和失效的官僚体系更是难以承担改革重负。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将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关头才进行改革，社会根本无力承受越来越大的改革成本，更改民怨越大，分崩离析也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看到了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陈文强并不认为推翻满清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在东京正筹备成立的同盟会也持保留意见。

　　　　古谚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由各路秀才人等所组成的“同盟会”正应了这条谚语。秀才们虽满怀改造国家的理想和热忱，但这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手里却没有丝毫的力量可言。尽管他们企图从自己所掌握的现代社会理论和科学技术中寻求力量倍增器，但将要提出的纲领却并不让陈文强钦服。

　　　　排满，依旧是排满。尽管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但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也就到此为止。这就象倒影一样，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远度。

　　　　而“平均地权”代表的是脱离了国内土地利益的海外华侨之呼声，但对于革命党的大多数出身于国内地主阶层的成员来说。却是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分歧，不可调和，最后的分裂，事物的发展规律似乎决定了最后的结局。

　　　　再说，从陈文强接到的上海转来的东京支部的电报中，这个正在筹备的同盟会愈发让他感觉怪异。

　　　　看吧，革命的思路，源自美国的民主样本；革命的榜样，是日本的维新成就；革命活动的会场。是日本民间侵华组织黑龙会的“朋友”头山满友情赞助的；革命活动的资金，也要在海外华侨中募集，可能还有日本政府所授意下的在野日本人士的准官方金援……这样的交情，还好意思提“侵略”二字吗？

　　　　和日本联系得越紧密，陈文强越反感。别的不说，知道抗日战争就绝对不会对日本人有什么好印象。

　　　　所以，陈文强在给上海总部的电报中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联而不合。保持独立”。在电报中他还不忘提醒宋教仁，要保守复兴会的机密。只让东京支部与同盟会有所联系。

　　　　船轻轻摇晃了一阵，然后又平稳下来。陈文强站在甲板上，残阳射来金黄色的阳光，远处的海面也变了颜色。

　　　　在回上海前，陈文强去了广州，既是给上海发电报。又是趁机向岺春煊捞取好处。圣旨未到，电报已到，奕劻和袁世凯的联盟取得了党争的第一场胜利，那就是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而且“毋需来京请训”。

　　　　岑春煊显然是不愿意去云贵那种穷地方做什么总督的。因为这将使他远离权力中心这正是奕劻的用心所在。可他又没有办法抗旨，只能打主意暂避上海，以治病为由不去赴任，等朝中瞿鸿禨的策划和帮助。

　　　　而卸任在即的岑春煊自然也产生了类似“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尽最大的可能来结好陈文强这个立宪派新秀，并且在上海逗留更加方便。这其中，捐了官身的万福华被任命为琼州开发督办，权力不小；琼州新移民两年不缴赋税，并由官府编册入籍；广东海关对崖州各港进口的机械和物资实施税务优惠……

　　　　可以说，陈文强第二次拜见岑春煊的时机很好，得到了很多意外收获。而这些收获无疑将给琼州的经营创造很多方便，减少很多麻烦。

　　　　“大哥。”阿猫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从舱里取来的、陈文强要的望远镜。

　　　　陈文强接过望远镜，瞭望着远方，缓缓说道：“回到上海，就是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