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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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志壹捌孝义门李杭之传略云：　
李杭之字僧筏，举人流芳子，诗文书画有父风。性放旷，甫强仕即弃诸生，放浪山水间。乙酉死难。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
（六）


　　
寅恪案：前论“朝云诗”八首，以诗中女主人寓居处所先后有所不同，故可分为两组。茲请略考第壹组，即前五首，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寓居嘉定之处所。　
依通常惯例言之，以河东君在当日社会之身份，寄居一地，与当地诸名士游宴，自宜暂寓别墅名园，如杭州汪氏之横山别墅，嘉兴吴氏之勺园，皆足为例证。至若崇祯十三年庚辰仲冬至常熟访牧斋于半野堂，先留居舟中而不寓拂水山庄，后迳移入牧斋常熟城中之住宅，与前此不同者，则因此次实为其最后归宿之举动，未可拘平日常例以相此拟也。由是言之，河东君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其游嘉定当寄居某一别墅名园无疑。
据朝云诗第伍首第壹句云“城晚舟回一水香”及第柒捌两句云“谁能载妓随波去，长醉佳人锦瑟傍”，则河东君当时必寓嘉定城外某别墅名园。又据朝云诗第贰首前四句云“城头片雨浥朝霞，一径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园无忌约，千金南曲莫愁家”，则河东君当时所居之别墅名园与城头之地极近。今就嘉定县志所载当日士大夫之别墅名园，其与城头相近者仅有张公绍之嘉隐园及张鲁生之薖园。若张实甫之张氏园虽屡见于松圆浪淘集中，如涉江壹“同张二丈唐兄饮张氏园”及蓬户肆“秋晚同张二丈唐四兄步屧城南张氏园”等，然县志止言在“南癯外西南”，是否距城头甚近，未敢臆断，茲姑不论。
若南翔镇亦多名园别墅，如李长蘅之檀园等，但南翔去城头三里，似距离稍远，孟阳赋诗不宜泛指。且此次与河东君游宴酬酢诸名士中有长蘅之长兄茂初即元芳，当时檀园李氏少年如僧筏即杭之及缁仲即宜之等俱是风流文彩好事之徒，然皆茂初之侄，傥河东君此时若寄寓檀园者，恐与白头之老伯父及唐程诸老世丈互有所不便。观牧斋序缁仲诗集引孟阳呵责之语，足证缁仲兄弟必未参预河东君嘉定游宴酬唱之会。至牧斋之不阻止缁仲为狭邪之游且洋洋有喜色者，当指缁仲其他与河东君无涉之狭邪游宴，否则牧斋必不致洋洋有喜色，而转为郁郁有尤色矣。一笑！
由是言之，河东君此次所居当非南翔之檀园可以推知。其与城头甚近，即在鹤槎山傍之园亭，仅有张公绍之嘉隐园及张鲁生之薖园两处。嘉隐园何时所辟，嘉定县志及南翔镇志未详载，假定崇祯七年以前公绍已有此园。据嘉定县志张景韶传仅载公绍“崇祯（六年）癸酉以公事牵连下狱。久之，放还”，未详言其何时由北京返嘉定，检松圆此时著作与河东君游宴唱训诸人中并无公绍在内，恐其时公绍尚留京未返。其子抚五固少为名流所重，考崇祯七年其年仅十六岁，即使未随父至京，可暂代其父为园主人，然方值家难，若留当日之名姝于其寓园居住而非偶一游览者，则为事理所不可、舆论所不容也。职是之故，依递减方法，则舍张鲁生之薖园外别无适合此时河东君寄寓之别墅名园。
据嘉定县志所载，薖园在鹤槎山西，鹤槎山在南翔北三里，南翔在县治南二十四里，城头在县南二十里。综合计之，则鹤槎山即在薖园近旁，距县治南二十一里，城头距县南二十里，两处实相连接。松圆“城头”之句所指为薖园此无可置疑者也。朝云诗第贰首第壹联即用才调集叁韦庄“忆昔”诗“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其易“南国”为“南曲”者，乃参用李娃传及北里志之文，（见俞正变癸已存稿壹肆“李娃传”条。）盖河东君此时所居之薖园位于嘉定之城南故也。
韦端己“西园公子名无忌”之句本综合史记柒玖范雎传及文选贰拾曹子建公宴诗，而以战国四公子中之信陵君魏无忌代平原君赵胜与“莫愁”为对文，词人用典固可不拘。至松圆诗中之“无忌”果指何人虽未能确言，然当是张鲁生张子石辈。两张似不与公子之称适合，但张公子之称，自汉书外戚传赵孝成皇后传以来诗人往往用以目张姓。且据松圆过张子石留宿诗以“风流皤腹客”，即以“形莫弥勒一布袋”之张耒目子石。（见山谷内集壹肆“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之八任注云：“张文潜素肥，晚益甚。传灯录：明州布袋和尙，形裁腲脮，蹙额皤腹，盖弥勒化身也。”又庄季裕鸡肋编中“昔四明有异僧”条云：“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貎与僧相肖。陈无己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可互参。）盖约松圆“出饮空床动涉旬”之人（见朝云诗第壹首第捌句）即此张姓。然则鲁生子石辈是否合称“公子”，又可不必过泥也。
读者傥取松圆所作崇祯七年首夏过鲁生家诗与崇祯十二年四月再过鲁生薖斋诗相参较，则前诗之“同上小航重笑语”句与后诗之“小艇渔湾浑昔梦”句有关，自不待言。朝云诗第肆首第陸句“助情弦管斗玲珑”，又可印证后诗之“空梁歌馆半成墟”句，朝云诗第贰首第柒第捌两句“拣得露芽纤手沦，悬知爱酒不嫌茶”及第肆首第伍句“送喜觥舩飞凿落”等语，复与后诗“他日村酤不须设，只尝林果摘园蔬”两句互相钩牵。松园后一诗作于匆匆五年之后，旧侣重来，同一节候，同一园林，而世事顿殊，人去馆空，其惆怅之情溢于词表，益可据此推知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首夏实寄寓张鲁生之薖园无疑也。
又薖园即在鹤槎山近旁，此山即韩蕲王所筑烽墩遗迹，河东君之游嘉定寄寓其地殊不偶然，盖其平生雅好谈兵，以梁红玉自比，吊古思今，感伤身世，当日之情怀吾人尤可想像得知也。此次游疁所与酬酢之胜流中，似唯有唐叔达一叟尚可共论兵事。孟阳少年时曾一度学“一人敌”之剑未成，（见列朝诗集丁壹叁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自不能与精通“万人敌”之兵法如“真安国夫人”之河东君及“假赞皇太尉”之唐处士相颉颃。至其余“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及“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之诸老，（见杜工部集拾“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第壹第贰首。）虽多精于诗文音乐字画，但当唐四翁“酒酣耳热，捋须大言，决胜千里之外”之时，此辈未必敢置一喙，其能相与上下议论者，亦恐舍河东君外别无他客矣。后来河东君与牧斋共访梁韩遗迹事，俟于第肆章详述之，茲暂不论。
又嘉定县志编撰者见孙致弥“友人见访，不识敝居”诗及其自注，遂怀隐仙弄别有薖园之疑问。寅恪于此点颇具不同之解释，请略言之，以求通人之教正。
鄙意西隐寺前之桥初以“宝莲”为名，与佛教有关，本极自然，松圆忽改旧称，易以“听莺”，当别有深意。其命此新名在何时今虽难考知，似在崇祯十年以后，与天香桥及隐仙弄同为孟阳于同一时间或稍先后所命之名，皆所以纪念河东君者也。河东君于崇祯九年十年间由吴江盛泽镇来游嘉定，故絚云诗第贰首有“史莺桥下波仍绿”之句以纠集其所从来之地。（可参下论絚云诗节。又河东君之以“隐”为名至迟在崇祯十一年，详见第贰章所论。至若“仙”字之义，则寅恪于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肆章所附“读莺莺传”一文中已考释之，读者可取参阅也。）松坪诗之“平桥”指“天香桥”，“诸天”指“法华庵”，其自注谓“桥因薖园业桂得名”，此“业桂”即县志薖园条及康熙三十年杨世清所作“耆英会诗序”所言“植桂数十株”，并南翔镇志薖园条所云“老桂四十株”者。夫孙元化张崇儒为同时同邑之人，两氏之园相距又不过二十余里，纵令同以“薖”为称，亦不应同有如许著称之老桂。况“薖园”之名实出诗经卫风考槃篇“考槃之阿，硕人之薖”之典，乃隐处之意，（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及朱熹诗经集传。）孙元化仕至登莱巡抚，岂可取义于考槃之诗以名其园？故松坪诗自注中之“薖园”实指张鲁生之薖园，“天香桥”亦因鲁生园中之桂而得句，此无可致疑者，“隐仙弄”亦可因张氏薖园有招隐亭而得名。但玩味松坪“小弄垂杨记隐仙”之句，则疑“杨”乃河东君之本姓，“隐”亦河东君之改名，“记”则今语所谓“纪念”。盖如宝莲桥改为听莺桥之例，皆所以纪念河东君所从来之地。
当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河东君虽寄城外鲁生之薖园，但亦应游赏城内之园亭若孙氏园之类，朝云诗第伍首“城晚舟回一水香”之句可以为证。由是言之，松圆诗老或其他好事胜流自河东君离去嘉定后，眷恋不忘，非仅形诸吟咏，更取其寓疁最久园中亭树之名以为其香车经游园弄之称，殆有似世俗德政原先去思原碑之类，亦即诗经召南甘棠篇思人爱树之别解耶？一笑！松坪生于崇祯之末，乡里旧闻、耆老轶载自必谙悉，桥弄命名之由当心知其意，特不欲显言之耳。
又佩文韵府贰叁上八庚生韵，增，“萍生”下，及同书玖叁下质茁韵，增，“雷茁”下，皆引程嘉燧絚云诗。同书肆下四榰韵，增，“画史迟”下，引程嘉燧“送老生溽画史迟”句，检此句在耦耕堂存稿诗中其题为“正月同李茂初沈彥深郊游，次茂初韵”，核其内容亦是与河东君有关之作。夫松坪为主纂佩文韵府之人，松圆絚云诗及郊游诗之增入，尤足证孙氏于河东君之来游嘉定，其珍闻逸事夙所留意，而隐仙弄之名实与河东君有关也。嘉定县志修撰者竟拘执松坪此诗自注，以为同时同地有两薖园，何疏舛至是欤？假定寅恪所揣测者不误，则河东君嘉定之游，影响之大，复可据此推知矣。
又寅恪昔尝读钱肇鳌所著质直谈耳一书（参光绪修嘉定县志贰陸艺文志杂家类），颇不解钝夫于河东君游嘉定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