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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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武祠屋，叹卧龙无首，用耿邓自比。归玄恭央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逼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寅恪案：同书伍绛云余烬集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归玄恭”七律一首，后四句云：“何处青蛾俱乞食，几多红袖解怜才。来堂丝竹知无分，绛帐还应为尔开。”附自注云：“是日女郞欲至，戏以玄恭道学辞之。来诗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称。”牧斋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旭月二十八日，恒轩集序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闰五月，故序有“杜二腐儒”之语，乃指甲午冬假我堂文宴时事也。）
牧斋外集二五“题邓肯堂劝酒歌”（寅恪案：邓林梓字肯堂，常熟人。事迹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一及六有关邓肯堂等条。）云：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四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以王无功醉乡记掺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予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在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性〕”四通之二（寅恪案：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叁本传及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酿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后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叁叁“钱尚书牧斋手迹跋”略云：
尚书手迹共十幅，在冯研祥家，皆与冯氏群彥往还者。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细君满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兴。”细君指柳氏也。予闻之周鄮山谓牧斋年六十四，（寅恪案：当作“六十”。此误。）柳氏年二十四归之。客有访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旧日风流。观此笺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黄忠烈公见诸弟子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牧斋跌荡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诮。
寅恪案：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祯孙文昌之子。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最为密切。（见初学集伍壹“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壹与冯伙水札云：“西浙俊毛，无如冯文昌范骧。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明�。”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黙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壹肆伍范骧传、杜登春社事本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壹等。）
有学集肆陸“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书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受遵王，令勿远求罗浮罗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媼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拾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大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吊捜取修罗宫。山妻按谱自溲和，甁盎泛溢回东风。世人酺糟啜醨百不解，南邻酒伴谁与同。昔年尝酒别劲止，南恕�独数松圆翁。（“恕�”误。注本作“董”是。）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瞢四顾折简呼小冯。（下略）
此跋作于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以后，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可与上引前一年即顺治十五年戊戌所赋之“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相参证。据此，颇疑冯研祥家牧斋手迹索酒札即此第拾幅，乃顺治十六年己亥所作也。周鄮山即周容，事迹见鲒埼亭外集陸“周徵君墓志铭”。其人与牧斋往来颇密，可参有学集肆肆“叹与赠俞次寅”（寅恪案：牧斋此文作“周茂山”）及鄮山所著春酒堂诗话关涉牧斋诸条。
夫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黄忠烈化即黄道周，“忠烈”者，明唐王所予谥也。（见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及文明夫人行状。清乾隆四十一年追谥道周为“忠端”，陈子龙则追谥“忠裕”，皆是专谥。若李待问则谥为通谥之“忠节”。谢山卒于乾隆二十年，自不及知“忠端”之谥。然揆以明代殉国诸人之心理，岂能甘受清廷之谥号？谢山称之为忠烈甚合漳浦平生志业。至王兰泉编卧子个集，其取今名者，盖所以避忌讳，免嫌疑，亦有不得已也。）卧子会试中式实出石斋之门，（见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五丑条。）卧子平生之诗为女校书如河东君而作者亦甚不少，安能不为其师所戒乎？由此言之，卧子应与牧斋同科，谢山举此以讥牧斋，又未免失之过偏矣。
今日吾人幸得窥见河东君戊寅草，因取他种材料参证，遂得约略推定其中篇什作成之年月并相与有关之人。复更取陈忠裕全集中几社稿陈李唱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及诗余等综合推计之，则论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壹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贰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叁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训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茲选录陈杨两人此三时期中最有关之作品原文，互相证发，其他最有关诸作则仅录其题，以供参考。至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二首，霜月行第三首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载其全文，不复移录焉。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贰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风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唱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肆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篱槛两种。国朝王阮亭士祯邹程祇谟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蕚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沄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案：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间隔实为重要。茲录下列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现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
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头，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作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
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郞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郞神其次序为倒数第贰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贰肆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茲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篇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