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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兵二连-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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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装盆砂子，目的地——高压水池。”
连长一声令下，学兵们每人端起一盆沙子，又向山上爬去。
这个办法，既结合了冬训，又加快了施工。潘营长迅速召开全营大会，推荐学兵二连的先进经验。对学兵二连大加表扬。
努力获得了回报。这年冬天，终于用上了电灯，也用上了自来水——抽进高压水池的未经处理的汉江水，可毕竟不用再去小溪里担水了——而且，还洗上了热水澡，这也是来三线后的第一次。作为奖励，营长特命，建好的澡堂，学兵二连优先使用。
年底，学兵二连荣膺“四好”，实现了指导员的夙愿，学兵二连终于有了“四好连队”的光荣称号。
春节前后，这里的雨雪特别多。往往是山上飘雪，可到了江边，就成了雨或雨夹雪。或许是江边气温较山上高的缘故。这里还不象长沙坝，视野较宽。在这，前后望，是光秃秃的山；上下望，是灰蒙蒙的天和泥乎乎的地。援朝的心情，也如这灰天泥地，一点不好——他多次收到家里的电报，说父亲病重，让他速回，但，谈何容易。
说起来已是一年前的往事了。那时刚来三线不久，生活的艰苦和工作的危险刚露端倪。连里突然接二连三的收到电报，说邹强的母亲病危，让他速回。这是连里头一次收到这么多的加急电报，于是，请示营里和团里，特批准他回家探亲。谁知邹强这一走，就再也没回。
其实，想学邹强的样子当逃兵，并不是件容易事。你的组织关系，户籍和粮油关系，全在这里。除非你想当个没有工作、没有户籍的“黑人黑户”。而当时的“黑人黑户”，连乞丐都不如。那时连讨饭的乞丐都持有生产大队开的介绍信，证明他是“贫下中农”。而你个“黑人黑户”，在全民皆兵的社会中，很快将会被城市盲流收容站收容。遣送回原籍时查不到你的户口，那就只有发配边疆去屯垦。而邹强的情况不同。邹强父亲是一国防大厂的厂长，革委会主任，是十三级干部，相当于地委书记，属高干。给邹强安排工作，解决户口，易如反掌。别人哪有这能耐？
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其实这话太夸张。冯援朝吃饭时发现老鼠屎何止一次，用筷子拣出扔掉，饭还得照吃。而未被发现，随饭一块儿扒进嘴里，咽进肚里的老鼠屎不知有多少——邹强事件，在指导员心中，还是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赵连文母亲病重，发来多封电报，可指导员就是不批。赵连文拿着电报、挂号信以及信中的病例，全拿给指导员看，指导员却只是耐心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
“连文啊，不要着急，不要悲伤，更不要激动，啊！”
指导员和颜悦色。“你看，你母亲病了，可有你父亲，还有你的兄弟姐妹们陪伴。单位和组织上也不能不管，是不是？”
“何止是病了，是病重！”赵连文有些生气。
“是，对，病重，是病重。这样说可以吧？”指导员仍不紧不慢。“即使是病重，可你回去有什么用呢？你又不是医生，对不对？”
“哎呀！我说指导员，话怎能这样说呢？母亲病重，当儿子的难道不应该回去看看？”赵连文急了。
“应该的，应该的，我并没有说不应该 嘛！我只是想让你理解，第一、你回去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第二、咱们三线任务这么紧，要是谁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请假回去，那么，毛主席他老人家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谁来完成？不瞒你说，我老婆也多次来信，说病得很严重，希望我回去一趟，可我一直也没回……”
“你老婆怎么能和我妈比呢？这可是我妈呀！”赵连文简直有点忍无可忍了。
“哎——！这你就不懂了。等你结了婚就会知道，老婆其实比妈还要亲呢！”
什么？老婆比妈还要亲？——赵连文顿时目瞪口呆。
世上只有妈妈亲，这道理，似乎没人教过，却刻骨铭心；上幼儿园起，开始有人教他，爹亲娘亲没有党和毛主席亲，就像歌里唱的：“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对这道理，虽感不到刻骨铭心，他也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但对指导员的新理论——老婆比妈还亲——他却无论如何不能认同。过后他也曾设想，自己以后结了婚，果真也会像儿歌唱的“娶了媳妇忘了娘”吗？——不，绝不。他从心里断然否认。那么指导员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只能说明他这人思想意识有问题——赵边文这样推论。
于是，他逢人就宣传指导员关于“老婆比妈还要亲”的理论，以发泄对指导员的不满。
“嗨！你知道不？老婆比妈还要亲呢！怎么，不信？告诉你吧，这可是指导员亲口对我说的。”
“指导员说了，老婆比妈还要亲！听听，啧啧！什么东西！”
“说什么老婆比妈还要亲，哼！肯定是个怕老婆的家伙！”
……
发泄归发泄，可他仍三天两头的去找指导员。因为家里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来，内容也从“病重”变成了“病危”。但指导员有意考验他耐心似的，仍不紧不则的与他“推太极”。终于有一在，电报内容成了“病故”，赵连文已哭得泣不成声，指导员似乎还不相信。直到赵连文父亲单位的电话打到了团里，指导员这才准假。
所以，当冯援朝拿着电报，惴惴不安地去找指导员时，已做好了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只不知指导员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哦，家里来电报了？”
指导员接过他双手递上的电报，让他坐下。然后对着那行简短的电文端详了良久，似乎想从中嗅出点什么。
“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
“六十八岁。”
“嗯？怎么会这么老？“指导员有点吃惊。
”哦，我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才结的婚，所以整整大我五十岁。
“你母亲呢？”
“我母亲已病故六年了。”
“那你家里还有谁？”
“一个姐姐，上山下乡。还有弟弟妹妹，正在上学。”
“原来是这样。”指导员沉默了。
过了许久，才听指导员说：“你先回去吧，等我们研究研究。”
尽管思想有准备，可冯援朝仍很失望。当他迈出连部的那一刹那，才猛然省悟到：持久战开始了。
等待的日子令人心焦，可日子仍如穿梭般飞逝流过。家里仍不时有电报来，冯援朝也一次次往指导员那儿跑。从弟弟的来信中，他得知父亲半年内已动了两次大手术，但癌肿已扩散，恐怕日子不多了。读着年仅十五岁，却已是成熟笔调和语气的弟弟来信，想象着年老体衰且遍身弹痕的卧床父亲，冯援朝心如刀搅。那些日子，他不知往家里写了多少封信，安慰父亲，叮嘱弟弟，还把一年多来积攒的一百元钱寄回家里——每月二十八元的工资，扣除十五元伙食费，仅剩十三元。再减去每月必须的牙膏、肥皂等零用钱，一年能攒下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不知不觉，一九七二年的春节，就在这焦虑不安的等待中过去了。这期间，连长夫人从西安赶到陕南来探亲。连长夫人很贤慧，到连队后，就让连长去仓库借了台缝纫机，每天为二连的学兵们缝补衣服。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空闲过。人长得漂亮，又很和气，学兵们都爱拿着破衣服，往她住的那间小招待所里跑。有称嫂子的，有喊阿姨的。她对这些乱七八糟的称呼也不在乎。连长这些天可谓是满面春风，脾气出奇地好。
这情景对指导员肯定也有触动。一次，冯援朝拿着电报，又一次找指导员请假时，聊着聊着，不知怎么的，聊起了指导员的孩子。
“指导员，你的孩子多大了？”
“哦，五岁了，是个儿子。”
一提到儿子，指导员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格外慈祥，似陷入了无限的沉思遐想。
“嘿！儿子就是儿子。你知道吗？男孩从小就爱玩土，和女孩就是不一样。当然了，我家住在农村，不像城里，有幼儿园、有玩具，他在家里只能玩土。可别小看了泥土，也能玩出不少花样，像我小的时候，最爱玩摔泥盆。用水把干土和成泥——找不到水时，就撒泡尿来和泥，所以我们那里常用‘玩尿泥’这个词来形容小孩子——用泥捏成一个瓦盆状，口朝下，往地上摔。只听“叭”的一声响，泥盆底就震开一个大裂口。男孩们就常在一起比，看谁摔的泥盆底的裂口大。嘿嘿！唉，我来三线时，儿子才三岁半，那时他还不会玩摔泥盆，只知扒土，每天弄得像个小泥人。转眼分别一年半了，也不知他如今会玩泥盆不。”
援朝首次发现，指导员还颇有人情味。他不禁又问了句：“嫂子呢？”
“哦，你说孩子他妈？唉！不容易啊！”
指导员从一种遐思，又沉缅于另一种遐思中。“像我，就是俗 话说的那种‘一头沉’干部。常年在外工作，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回一次家。在家的时间很短，什么忙也帮不上，所以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靠她。操持家务不算，还要在生产队下地干活挣工分。你想想，农活哪有轻松的？要是遇上孩子生病或她自己生病，就更可怜。谁来照顾她？不仅无人照顾她，她还得带病照管全家。唉！村里人还羡慕她找了个城里的干部，找个干部有什么用？我每月五十八块五的工资，除去自己的伙食和另用，寄回家的，我看也仅够年终生产队决算时，付给生产队的口粮钱。否则，以她一个女劳力在生产队挣的工分，连全家一年的口粮也领不回家。唉！不能提。一提起家里的事，我的头就大。”
冯援朝对指导员产生了同情。他望着指导员那张浓眉方脸，虽说比连长小三岁，却显然比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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